獨樂寺建于遼統和兩年(984),制作精美,保留了明顯的唐代風格?!叭绻f技術精湛,藝術品第一,...是現存古建筑中的上品,是最好的典范”(陳明達語)。幾千年來,這座木結構的殿堂樓閣雖然屢遭自然災害,但完好無損,充分展示了中國古代建筑的卓越成就。
獨樂寺發(fā)現于1932年,是中國建筑學會開始調查測繪的第一座古建筑。梁思成說,它“繼承了唐代的遺產,開啟了宋代的建筑風格,真正研究了中國建筑轉型的重要信息,是一件罕見的珍寶”。
作為中國優(yōu)秀的建筑歷史學家,陳明達于1932年參加了中國建筑學會。他一生致力于重新發(fā)現中國古代建筑體系,擁有大量的學術論文和專業(yè)知識,特別是宋朝的特殊研究。在他晚年的杰作《薊縣獨樂寺》中,陳明達試圖運用“材料份制”分析獨樂寺觀音閣和山門的建筑理論,探索中國建筑在結構力學和建筑美學方面的獨特成就。
那么,為什么梁思成先生稱天津獨樂寺為“無上國寶”呢?在陳明達的學生王其恒于2007年編寫的《薊縣獨樂寺》的序言中,王其恒描述了《獨樂寺觀音閣、山門大木制度》(即薊縣獨樂寺)的重要性,以及他與陳明達先生的特殊經歷和情感,描述了這樣一位大師級建筑歷史學家嚴謹的學術態(tài)度。以下內容為“回憶陳明達先生”——序言的部分摘錄。這個序言現在是薊縣獨樂寺的附錄。它已經被出版社授權出版。
2024年1月版的《薊縣獨樂寺》,陳明達,浙江攝影出版社。
遼代建筑的兩座獨樂寺觀音閣和山門
《獨樂寺觀音閣、山門大木制度》是陳先生為數不多的遺產中極其重要的一部分。因為:
1、獨樂寺觀音閣和山門在中國建筑史上占有非常獨特的一頁:大時代已進入北宋,而毗鄰北宋的遼朝由于文化傾向的選擇,在建筑上與北宋的技術水平大致相同,但在藝術風格上繼承了唐朝的雄偉氛圍,因此,現有的九座遼朝建筑幾乎都是優(yōu)秀的作品。其中,遼寧省義縣奉國寺大廳、山西大同華嚴寺大雄寺大雄殿體積大、氣勢雄偉;山西應縣木塔是建筑技術水平的巔峰;薊縣獨樂寺的兩座建筑正如陳先生在另一篇文章中所評價的那樣?!叭绻夹g精湛,藝術品第一,就要推第一,可以說是現存古建筑中的上品?!薄R虼?,無論是從唐代建筑風格的遺產來看,還是從宋代建筑技術和設計原則的成熟和刻板印象來看,獨樂寺兩座建筑的研究都是解讀中國古代建筑體系的關鍵環(huán)節(jié),標志著法國建筑。近年來,關于遼代建筑,特別是獨樂寺建筑的研究有很多討論,但代表唐遼建筑研究的最新進展和最高水平,陳先生17年前的老作品必須首先推廣。
2、就獨樂寺建筑研究史而言,早在1932年,梁思成先生就發(fā)表了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》一文,這不僅是獨樂寺建筑研究的開幕作品,也標志著中國建筑史的誕生??傊合壬姆椒ㄊ且胛鞣娇茖W觀,重新認識民族建筑文化。這種方法無疑具有開創(chuàng)性。但隨著時代的發(fā)展,在充分掌握了西方科學方法之后,似乎應該有新的重點和突破。恰逢其時,陳先生意識到,在理解西方現代科學精神和方法的基礎上,有必要用自己的歷史語言研究建筑歷史。因此,本文通過恢復遼宋時期的建筑語言,運用傳統語言和工具,如“材料”、“宋尺”、“標準間廣”、“數字比例”、“方格網”,以仔細的邏輯推斷,向我們展示古代建筑師設計建筑群的過程。陳先生的專題研究使他向“重新發(fā)現和建立我國建筑體系”的學術理想邁出了一步。本文《獨樂寺觀音閣、山門大木制度》和梁先生的《薊縣獨樂寺觀音閣山門考試》代表了時代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。
關于古代建筑哲匠在建房前是否設計的問題,一直以來都有不同的說法,側重于“沒有設計”。這似乎是一個小問題,但它實際上涉及到中國古代建筑是“陳陳相因的原始狀態(tài),還是像西方人一樣把建筑視為藝術創(chuàng)作”的大問題。因此,陳先生試圖辨別這一點。我記得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,當我從事風格雷圖檔案研究時,我發(fā)現了一張陵墓碑亭的設計圖。這是同一個碑亭的兩個方案的比較。它以朱筆畫方格為一英尺(即1/50),墨筆為設計圖。因此,似乎可以證明清代的工匠有設計圖紙。
觀音閣上檐翼角細節(jié),薊縣獨樂寺內頁插圖。
我把這張圖的復印件提交給陳先生。當時,他寫獨樂寺專論的工作即將結束。這張圖可以補充他的例子來證明這一點,使“戰(zhàn)國中山王墓的兆域圖”、“宋朝的法國建筑”地盤圖、側面圖”和“清朝風格的雷圖”相互聯系,證實了陳先生“當時不僅有設計圖紙,還必須有全面細致的圖紙和分析比較圖紙”的立論。作為他的學生,我很榮幸有機會為先生的論證過程做出貢獻。所以,我也想起了陳先生和我之間一段老師和學生“教學相長”的往事。
用自己的語言描述和研究中國古代建筑
大約是1982年冬天的一個早晨,陳先生給我講了大約兩個小時的《創(chuàng)造法國》課后,突然說:“我不說了。讓我們討論一下?!拔覄偝雒],或者說“新生小牛不怕老虎”(新生小牛,35歲),立即提出中國古代“幾何分割”的概念相對較弱,總是強調“關系”,即相互關系,就像法國的大量描述:高、寬、寬、厚是這種關系,都用數字比表達,而不是幾何分割。
觀音閣正立面(南),薊縣獨樂寺內頁插圖。
此前,我一直更加關注科技史的研究。在閱讀和思考西方數學史和中國數學史時,我發(fā)現在中國古代,沒有類似于西方歐幾里得幾何的系統,而是一個基于形式邏輯的數學系統,更注重實際應用。它是用計算或數字進行比較、總結和研究的。最典型的,比如“畢達哥拉斯定理”,在中國古代被稱為“勾三股四弦五”,即用數字比表示;圓周率、割圓術等。,推導出的約率和權力也是如此。在《創(chuàng)造法》中使用的數字比可視為“黃金分割比”。
我的觀點觸及了梁、劉二公等老一輩中國建筑史學家所采用的研究方法:運用西方數學概念對中國建筑進行研究和分析。在應縣木塔的研究中,陳先生可能受到“五四”以來“西學東漸”和西方歐氏幾何構圖分析方法的影響。他還通過畫圓、三角和對角線來分析中國古代建筑。
當我說出這些觀點時,陳先生同意了,并立即與我討論了中國古代建筑平面比例的規(guī)律。我認為,陳先生鼓勵和同意我當時不是很成熟的想法,甚至采納了我的一些觀點,而不是固執(zhí),因為他一直認為:既然研究中國古代建筑,我們就應該了解我們古人的真實想法,也就是說,在當時的背景下,無論是對是錯。此外,古代建筑中的一系列世界文化遺產可以證明其合理性。在被認為是科學和成功之前,沒有必要采用西方人的方法。
現在看來,在五四運動前后,引入西方科學理念無疑是重新認識民族傳統建筑的必要階段,下一步是努力重建中國建筑體系。在第二階段,回歸傳統語言體系是關鍵。畢竟,西方的主要方法是解決西方的問題,這可能不符合中國的現實。完成《應縣木塔》后,陳先生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。認真研究和體驗其早期的應縣木塔、中期的《法國大木制作制度建設研究》,最后在獨樂寺的研究中,可以看到貫穿其中的這一變化。在這種變化中,他不滿足于現有的成就,鼓勵和平等地與年輕一代溝通,總是尋求新的想法和突破。師生之間的對話可以算是“教學相長”的例子,體現了陳先生真正的大師風格。
《薊縣獨樂寺》內頁插圖山門脊獸。
陳先生在《應縣木塔》和《建造法國大木制品制度研究》中都強調了“材料”,因為《建造法國》規(guī)定“以材料為祖先”;大木做研究后,他強調“份”,他說光靠“材”是不夠的;后來他再次主張從“份”回到“材”,他說要“以材為祖”。此時,他畫的分析圖不再有對角線、三角形、圓形、黃金分割等,都是方格網,比例關系更簡潔、更洗練。這也符合中國古代的思維模式。今天,這似乎并不出乎意料。畢竟,在對中國古代數學思維模式有了長期的了解之后,我一直相信古代建筑中一定有一套完整的數學關系。這種方形格網廣泛應用于中國象棋、圍棋和軍陣圖。還有中國古代的地圖,“計里畫方”,可以追溯到“井田”二字。
我受過陳先生的教導。經過師生之間的多次溝通,我深深感受到陳先生背后的道路與前面有著明顯的不同,回到了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。我認為這更本質。陳先生晚年寫的《中國建筑史提綱》(殘稿)是為了通過深入研究恢復中國自身的建筑體系。陳先生所說的一個嘗試,就是用中國自己的語言來描述和研究中國古代建筑。這些重要的學術理念體現在陳先生對獨樂寺的研究上。
強調“整體思維”的研究理念
陳先生的治學方法還有一點很重要,那就是他特別強調“整體思維”的研究理念。他一生致力于法國建筑的研究。對于這本經典的文本,他一再強調它有一個科學而嚴謹的風格,這是一個非常嚴謹的風格,非常明確的科學工作的目的。根據當時的實際應用,李誡主持的《建筑法》給出了相應的彈性,但絕對不能因此而評價其不完整性,因為《建筑法》更多地考慮了“估計材料”的需要,而不是當時的建筑設計。我們需要根據里面的信息挖掘建筑設計的規(guī)律和理念。在這種情況下,系統、功限、料例、等第、圖案等部分都是前后關聯和照顧的。過去的研究往往注重制度,但研究人員忽略了背后的功能和材料例子。
陳先生一直強調,法國建設是一個完整的系統。如果你想了解每個部分,你必須了解整個系統,否則你會被誤判。這一觀點極大地啟發(fā)了我后來研究《創(chuàng)造法國》。例如,在石材制度、磚制度和雕刻制度中,最典型的石材制度和雕刻制度只有四種,沒有圓形雕刻,但出現在功能中,在第一和圖案中也有零星記錄。同樣,系統中也沒有磚雕。磚雕是一種非常先進的藝術風格,為什么不呢?我們必須回顧法國風格:它覆蓋范圍很廣,必須選擇最典型的模板,非常先進的風格必須很少,為了指導國家標準,我們應該吸取“元友法國”“只是材料”可以覆蓋一切,結果沒有彈性空間教訓,形成一個新的風格。
按照陳先生的想法來解讀,比如石瓦,也會發(fā)現規(guī)律,這樣就不會有誤判。有人認為《創(chuàng)法》編得不好,有漏洞,這大概是因為讀書不求解——不了解《創(chuàng)法》編纂的基本目的和相應的風格方法。陳先生之所以能取得突出成就,是因為他很早就意識到了這一點。
另外,陳為了消除學術干擾,先生在生活中沒有與外界接觸,但學習不是關上門“閉門造車”,而是全部開放。他教我邏輯、形式邏輯和許多政治和國家形勢。他晚年的思想仍然很廣泛,不一定陷入一個特定的小圈子,或者成為象牙塔里的學者。任何結構和建筑都涉及到結構問題,很多前輩在這方面難免略有欠缺。涉及結構問題的人依靠結構。陳先生對此的理解非常清楚,他直接和結構專家一起研究。
《薊縣獨樂寺》內頁插圖山門內梁架(西側二)。
由于知識的拓寬和視野的開闊,他甚至注意到了法國建筑的許多細節(jié)。例如,當時有比例的概念。記錄了磚、瓦、石等材料的比例。在運輸土壤、石材和各種木材時,各種材料的比例不同。在精確計量的估算材料體系下,必須考慮和估算這一因素。陳先生一再強調,在當時社會發(fā)展的背景下,創(chuàng)造法國是一個非常嚴格的科學體系。